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ag百家了乐八大技巧即墨文庙圣像曾被德国兵毁坏

  在唐太宗时期,要求各地建立孔庙(文庙),由此孔庙开始大范围兴建。而就在青岛的即墨、胶州、平度三地,都曾建有文庙。这三座文庙规模都不小,而且流传下不少的故事。可惜的是,因为各种原因,三座文庙现在都已经被毁,所幸,关于这三处文庙,后人都留下不少回忆性的材料,从中可以略窥青岛当年文庙的雄伟和祭孔大典的威严。

  关于胶州文庙记述最为详尽的材料当属仲兆峰、孙忠先所撰《胶州文庙》,此文庙始建于金皇统九年(1149年),址在“西城土城口”(西城指胶西县城,土城口于今胜利桥西北处)。1161年至1200年重修,以后圮废。元初借岳庙(址在今小教场街北处)为文庙。元朝至元三十一年(1294年),胶州州同知林鹗始修复“至圣孔子庙”。

  关于这座文庙的格局,文中有较详细的描述,其设施有大成殿(正殿)、东西两庑、御碑亭、大成门(戟门)、名宦祠、乡贤祠、泮池(月河)、棂星门、大门、魁文阁(文昌阁)、崇圣祠(启圣祠)、忠孝弟祠、明伦堂和敬一亭。另有古树若干棵,学田16顷70亩9分。这其中,大成殿作为主殿,最为气势恢宏,“阳面由绿瓦砌成“万世师表”四个大字,黄底绿字,格外显眼。檐下设平台,门前有台阶。在大成殿前院有东西两院,正殿之前为大成门,大成门前为泮池,老百姓称为“月河”,ag百家了乐八大技巧,为半圆形的池子。月河之前就是第一道大门棂星门了。

  据胶州市文史专家宋和修先生回忆,“胶州文庙最近的一次修葺是民国16年,也就是1927年,由当时的胶州士绅高振洙倡议大修文庙,共用款系钱六万一千缗有奇。”因为当时的胶州已经升为莱胶道,“文庙初建的时候是县级规格,直到民国那次大修,胶州文庙的规格才跃升为州府级别。”

  这座文庙主要毁坏在国共内战时期,当时伪顽部队在文庙院内拆房砍树,建碉堡、修工事。1956年以后,大成殿修复一新,成为胶县人民委员会第一会议室。1970年4月下旬,为规划扩建县委,大成殿被拆除掉。如今文庙已经成为了胶州市机关幼儿园,也算是以另一种形式教育后人,影响着一代又一代胶州人。

  和胶州的文庙相比,即墨文庙的规模略逊一筹,但是它产生的影响却要大得多,因为圣像被毁,即墨当地的士子曾皇帝,轰动一时。

  即墨文庙,始建于元代,当时庙宇规模很小。到明朝嘉靖年间,即墨城倡导尊孔的各界名流,集资重修文庙,重修后,占地面积约三亩。在庙前临街处,立一高六米、宽四米的石雕牌坊,牌坊横匾上“圣门”两个大字,为即墨人蓝田书写。

  《即墨县志》副主编孙鹏在《轰动京师的德兵毁即墨文庙圣像案》一文中写道,1898年1月上旬,侵占青岛的德国军队派兵百余人侵占了即墨县城,驻扎在文庙及西关质库(当铺),并分兵把守城门,破坏城中文物,抢劫财物。正月初一,德国军人闯入即墨文庙,将孔圣像四体破坏,并将先贤仲子双目挖去。这件事事关重大,但当时的即墨知县不知出于何种原因,竟然隐匿不报,终于引发后来的。

  这年春,适逢戊戌科会试,各地举人云集北京。4月22日,即墨举人黄象毂串联103名山东举人,都察院,告发德兵毁坏即墨文庙圣像一事。同时,赴京会试的孔孟后裔孔广寒、孟昭武等17人亦联名签署《为残毁圣像,任意作践,公恳据情代奏折》上陈都察院。都察院连接两份言词激昂的上书后,认为事关重大,当即由堂官左都御史裕德领衔,全台署名,将两份上书一并呈递给光绪皇帝。一时间,京师舆论哗然。

  当时正处于戊戌变法前夕,以康有为、梁启超等人为代表的维新派正寻找时机,策动参加会试的万余名举人联合行动,以造成声势,向顽固派施加压力。因此,当康、梁等人得悉侵占胶州湾的德国士兵骚扰即墨县文庙事件引起愤慨后,马上借机发难。康、梁等人发表了一封言辞激切的公开信,鼓动各省举人联合行动,维护孔教尊严,以挽救中国之危亡,史称第二次公车上书。5月3日,以康有为的弟子林旭为首的369名福建举人首先响应,他们联名向清廷递交了《为圣像被毁,圣教可忧,请饬总理衙门责问德人公呈》。自此之后,士子上书不断,到最后,由康有为的得意门生麦孟华、梁启超等人领衔,831名广东举人联名签署的上书,使这次公车上书达到了高峰。他们把即墨文庙圣像被毁事件的严重性,提到了保卫孔教,维系人心,立本强国的高度,严正指出:“割胶澳不过失一方之土地,毁圣像则失天下之人心,失天下之圣教,事之重大,未有过此……责令查办毁坏圣像之人,勒令赔偿,庶可绝祸萌而保大教,存国体而系人心。”

  由于康、梁等维新派人物的推动,即墨文庙圣像被毁案引起了不少京师官员的关注,他们也一起上书言事,一时间成了轰动京城的重大事件。前后在上书中签名的各省举人及京师官员达2000余人次,其影响迅速扩大到全国。以此一事件为契机的多次上书,为维新变法起了推波助澜的积极作用。清政府在舆论的压力下,不得不向德国交涉,着驻胶澳之德军首领向我方赔礼道歉。即墨知县朱衣绣也因对此事匿而不报被革职。即墨文庙圣像被毁案实为不了了之。后在军阀混战中,城内文庙被炮击烧毁。

  关于祭孔大典的叙述,有这样三份材料,分别是仲兆峰、孙忠先所撰《胶州文庙》,王朴成所著《祭孔大典》以及载于《平度史话》中的《文庙》一文。

  按照这些材料的记述,参加祭孔大典的人员主要是地方官员和儒生,并非任何人都可以参加,祭祀的程序也有严格的规定。关于祭孔前的人员安排,《祭孔大典》中有所记载,“祭孔大典在县太爷的亲自执掌下,由呈发房(秘书处)、礼房(教育)、粮房(财政)三个职能部门共同组成祭典筹备组。呈发房负责祭文起草,陪祭人选聘,祭事监察等;礼房负责‘呜赞’、‘礼生’的选配,礼乐队伍的选调,祭典仪式的其他事宜等;粮房负责各种祭品及用具的选购,牲畜屠宰,雇佣人员的劳资支付等一切费用开支。三个部分分工明确,件件落实,各司其职,分头执事。”

  祭孔的时间每个时期有所不同,清代以前在每年春二月和秋八月的上丁日卯时举行,叫“丁祭”,也叫“二八大祭”。民国十八年(1929年)改孔子诞生辰八月二十七日为纪念日。抗日战争时期文庙祭孔,恢复以往每年的“二八”大祭。

  据王朴成记载,当天凌晨2时左右,孔庙大成殿东北角另外一处小院落内,屠夫们开始屠宰牛、羊、猪准备祭品。“文庙院内是圣洁之地,决不准在院内屠牛宰羊的,这是祭孔严格的规矩”,叫“四必”,即“必丰”、“必洁”、“必诚”、“必敬”。如有脏乱,即视为不敬。被宰的牛名目“太宰”,屠宰时也有一定程式:事先要给牛喂食,饮水。牛吃饱喝足之后,丑时一到便将牛牵至小院中央,头北尾南站定,把一只用红绸子簇成的大花挂在牛头上,并用红布遮住牛眼,绳索套牢牛腿……整猪、整羊抬至殿内供桌上,一切就绪已接近卯时了。

  祭祀时的程序,不同时期也不一样。晚清民初,这项仪式由县太爷负责,整个仪式中两个人物尤为重要,一是“鸣赞”,二是“礼生”,老百姓统称为“赞礼生”。“鸣赞”是典礼的总指挥,相当于现在大会的主持人。“鸣赞”的选配要求条件很高,必须是口齿清楚、嗓音洪亮,在地方知名度较高。“鸣赞”站在大成殿前平台上,像吟诗一样拖着长长的尾音发出各项口令,如:“执事者到位,各行其事……主祭人就位……”等等,其口令喊出必须让场内每个角落的人都听得到。“礼生”站在主祭和陪祭人身旁,负责按照“鸣赞”发出的口令引导主、陪祭人进行各项祭拜活动。“鸣赞”一人,“礼生多人”。“鸣赞”在典礼上的权力是至高的,只要发出口令,任何人都要服从,“礼生”引导到哪里,都必须自觉地跟随到哪里,如有不从,即是对孔子的不诚不敬。

  到了民国后期,风气开化,典礼增加了很多新内容。仲兆峰、孙忠先曾亲眼目睹抗日战争末期的祭孔大典。据他们回忆:“祭祀日,学校一律放假一天。天刚亮,参加祭祀的人们来到文庙大院集合。纪念活动由县知事主持,司仪由县署文武官员充任。当地方官员就位之后,古乐铿锵奏起,学生歌咏队按仪程依次唱《大哉孔子》赞歌,地方官率其部下及教职员、学生行拜跪礼。礼毕之后,依次演讲,然后,逐一向孔子遗像、四配像、十二哲像及东西庑、崇圣祠行跪拜礼。”

  在清朝之前,祭孔都行跪拜礼,后来,一切跪拜礼一度统改为鞠躬礼,以三鞠躬为隆重。但是到了民国三年(1914年)祭孔仍用跪拜礼,也就是说,在孔子像面前,多大的官员都是要跪拜的。

  平度文庙建于宋代。历经元明清三代,重修20余次。文庙旧址在旧州城东北区。大门南向,称“棂星门”。进门有半圆形水池,称“泮池”。池北有一门,称“戟门”。门内古柏数株。院内有大成殿、崇圣祠等建筑。

  平度文庙大殿是昔日平度城三大宫殿式建筑之一,从建筑学和文物学角度上看,都很有价值。“文革”期间,连同文庙其他残存建筑和院内碑刻被毁坏殆尽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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